我的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表的，到现在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中大约每年都发表一点，没有中断过；题目则五花八门，长短更参差不齐，加起来大约也有将近百万字了吧。近十多年来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是《鲁迅研究月刊》、《上海鲁迅研究》和几家报纸，但是一本书也没有出版过。去年退休以后草编了两本，还没有拿出去，总想再改一改。以前出的几本都是古代文学方面的，只有一本随笔集《听箫楼五记》内容比较杂乱，古今中外都有那么一点，现在自己全不满意，可恨未必能有修订重版的机会。顾炎武早就说过：“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可不戒欤。

　　学生时代我因为受到任课老师林庚、陈贻？{、吴小如诸先生的影响，一心想搞古代文学，特别是中古这一段。鲁迅的作品当然也读过若干，但读得很不全，那时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又有一种也是十卷的《鲁迅译文集》，翻阅过，没有打算全读，时间不够。这时我注意到林辰先生关于学者鲁迅的研究成果，前几年我在纪念他老先生的文章曾经说起过―――

　　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从报刊上读到林先生的两篇文章：《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沉〉的原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0年10月30日)和《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的成就及其特色》(《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深感震动，原来鲁迅为了写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做过如此之多之深的准备！沿着这两篇文章的线索，又检索到林先生更早的另外两篇文章：《关于〈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年代》(《人民文学》第3卷第2期，1950年)和《〈古小说钩沉〉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6年10月21日、28日)，我再一次感到震动―――为了研究《古小说钩沉》这一部辑录之书，一位资深学者不惜花十多年工夫，这不就是鲁迅先生特别提倡的“韧性战斗”吗。从林先生的文章中我再一次体会到，哪怕是把一本书的来龙去脉方方面面弄清楚也是很不容易的，这要付出很多劳动，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林先生文章中涉及鲁迅生平的某些细节，都是我过去不清楚的，于是下决心细读《鲁迅日记》；林文中又有目录学方面的内容，我所在的文学专业不开这一方面的课，于是我就到文献专业去旁听，又注意听这一方面的讲座，很勉强地稍稍入门―――想不到几十年后我竟然要为研究生来讲文献学课程。(《林辰先生的贡献》，《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

　　但是因为时间紧，爱好杂，这一方面并没有能深入下去，《鲁迅日记》虽然从头到尾看过一通，但许多地方不甚了了，后来多半归于淡忘。

　　通读鲁迅的全集和译文集这两部书是在“文革”中，其缘起是为了编《鲁迅语录》，我在草编本《鲁迅与国学》一书的后记中提到过此事，略云―――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卷入一场“革命”狂热之中，写大字报，搞大串连，昏头昏脑地忙了小半年。后来渐渐发现，我们对于国家大事其实并不怎么了解，什么“复辟”呀，“阴谋”呀，究竟是怎么回事，都说不清楚。不过毛主席要大家革命，这命当然是要革的，于是另想办法找事情做。当时流行一种《鲁迅语录》，现在忘了是什么组织编的了，到处散发，其实编得不行，体例混乱，字句多误，而且有时竟然把鲁迅引用的别人的话也当作鲁迅的语录。我们几个同学觉得，还不如由我们来编，总要高明一点。说干就干，分卷采辑，分类编纂，不到一个月，我们的《鲁迅语录》就出台了。记得当时得到北大印刷厂的全力支持，印得相当讲究，64开精装本，有点像毛主席语录。后来我们继续合作，又编印过一本《鲁迅旧体诗注释》，印得稍为差一点。那时低年级同学不大瞧得起我们，老是说五年级的都是些保守的不革命的家伙，尽忙些不急之务。

　　其实我们也在“革命”。那时鲁迅在我们心中是一尊神。

　　当时是许多人分工合作进行的，我也在其中，大约因为参与统稿的关系，读这两部大书更得仔细一些。可惜那时毫无研究者的心态，却想借用鲁迅的语录来配合眼下的形势，走的是汉儒今文经学的路子。那些语录所包含的微言大义，大家都有所考虑，只是没有写成注疏罢了。只不过那时风云变幻，事出多门，小书印出来以后也就拉倒了。稍后我们终于等到毕业证书，立刻滚出北京，分别到各处的穷乡僻壤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去了。

　　我当时到了山东，本当进一处五七干校去，我很怕去，又急于同那位已先期在山东工作的中学女同学结婚，就主动放弃机关，愿意到农村中学去教书。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书可教，无非乡下风浪比较小，外来者更无须参与当地的小斗小闹，可以过几天比较清净的日子罢了。我自己的书都装在纸张箱子里从来没有打开；学校有个小小的图书馆，除烧毁了许多“毒草”以外，剩下的大部分书刊都封存起来，只开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最新的报刊，鲁迅的著作也是开放的；当时没有人看书，我就把《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都借出来，长期放在手边，慢慢看了那么七八年。

　　当时也并不曾想到写文章，就那么看看，越看越觉得鲁迅同自己先前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他确实伟大，但也不是神。造出一座神来或另有背景，正如时下也有神灵一样。但立刻又觉得自己的念头很可怕，太危险，弄不好将罪在不赦，赶紧压下去，仍然跟着形势走；于是在鲁迅这里只关心具体的文本和材料之间的联系，想办法建立起梳理的条理―――终于又回到汉儒之古文经学的路子上去了。当时做过一点读书笔记，但非常草率不全。这些都是无用的东西，读读写写，无非拿来打发时光聊以卒岁罢了。

　　后来“文革”结束了，可以从事于文章了，我撰写并发表了不少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也写过若干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例如生平考证、作品诠释之类，因为在中学教书的关系，更大写教材分析文章，希望有点新意。这些文章好像有点影响，后来开始评职称，一般教师只谈教学水平如何，几乎全没有什么文章的时候，我却有一大批，所以年纪轻轻就和那些老先生们一起当上了高级教师，令人深感惶恐。这是我事先未尝预料到的。

　　后来我调到高校教书，一直教古代文学，从上古讲到六朝，后来课程改革，古代文学只分两段了，就往下延伸到唐。鲁迅研究仍在业余继续进行，内容则渐渐集中到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这个侧面来，不像过去在中学的时候那样四面放枪无所不谈了。也有些时候是为了解决古代文史方面的问题而查阅鲁迅的著作，从中吸取营养和灵感。手头有两种版本的全集和一大批参考材料，抽读的机会大约每个月都有那么几次。

　　在鲁迅研究领域我始终没有科研立项、完成指标之类的压力，这一方面造成游击作风，成果杂乱无章；一方面又把战线拉得很长，一个题目总是难以彻底结束。例如《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六函问世后，我慢慢读，慢慢写研究文章，前后总在十年以上。后来我将研究延伸到周作人，十卷本的《周作人文类编》和止庵校订的那一套“周作人自编文集”，也是慢慢看了很多年，只写过不多的几篇文章。如果没有什么新意，还写什么文章。

　　顾农，1944年生于江苏泰州，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扬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以研究中古文学、鲁迅学为主，著有《建安文学史》、《魏晋文章新探》、《文选与文心》等。（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