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镜头”已过时，“旧闻”翩翩而来
近些年来，以“老镜头”为噱头的书籍颇为受宠，大众忽如其来的偏爱令出版商欣喜不已，各种冠以“××镜头”、“××旧影”的书摆放在各大书店的书柜上，盗版书摊也源源不断地供给相应的读本。这股狂风的刮起当源于人们内心潜藏的猎奇心理。当然也有另一种解释。当历史从迷雾一片逐渐走向清晰，当现实以模棱的模样在面纱背后轻轻叹息，惶惑而谨慎的人们，开始把眼光投向生活的另一个端点：从前。从这个角度而言，猎奇心理也意味着了解真相的心理诉求。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要“用心”去照，才可以让人知得失、晓兴亡。“××镜头”一类的书，以客观镜头的方式，不加议论地把“从前”具体实在地摆放在人们眼前，其中是非、道理，一任读者自品。这就像今天许多写诗的人，以展示客观现实为己任，不说道理、不抒情、不议论。而这类诗作，终究难与读者的心息息相通，其原因，当与人们对于“道理”、“情感”的直接需要有关。“××镜头”之书，让人知其然，但未必能知其所以然。孔子之所以看重《春秋》，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狂发主观议论，想来与此有关。客观展示是不够的。“××镜头”一类的书之所以在这两年淡出市场，而“品评”一类的书籍代之而起，并非没有原因。许多人在“××镜头”中自品到的，往往只是忆苦思甜的情愫，对于“万恶的旧社会”的感慨。
然而“旧”书没有终止，它修改了“前辈”的不足，以另一种丰满的姿态继续着，比如我手头的这本《广州旧闻》。与所有的出版物一样，它也试图从外表上搭起一座直通读者眼球的桥梁。它的副题为“听报纸讲过去的故事”。是的，听故事，这是所有人孩童时代都热爱的事情。《广州旧闻》中的故事与习惯中的故事有所不同。它讲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故事。你知道以色相骗取钱财曾被称为“放白鸽”吗？你知道广州市曾经为了统一全市钟表时间，路灯停电两秒钟吗？你知道当年的公车被称作“市虎”吗？你知道在大街上被拉去充军是一种怎样的真实场景吗？你知道当年的盗匪是怎样的猖獗吗？这些都可以从该书中找到故事源。
而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是纯粹的故事，虽然其中确实包含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旧时世相。它更像说书，带有主观情绪和观念的说书，好比说到张飞就张牙舞爪、热情洋溢，说到曹操就怒眉一皱、脸露不屑。但它又比情绪化的说书更高明些，因为这本书中所蕴含的情感、观念，是多线条的，而非说书式的单线条。它在“故事”之外衍生出的议论，实在可以让人明事理、辨是非，而且不是二元论式的事理、是非。作为读者，我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这本书的偏爱。
从“市井”的角度看广州
不止于此。该书的序言中说：“希望通过重读那个时代的旧报刊……从中找寻广州影响整个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文化基因和思想密码。但在实际执行中，我们发现以《广州民国日报》为代表的那些报刊，并不能提供太多具有宏观维度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吻合、相呼应的文论与思想，于是把重点放在对当年社会新闻的独立梳理……这样的结构呈现虽然与初衷有点游离，但……这些旧闻叫人常读常新”，而该书妙就妙在“与初衷有点游离”上。
民国时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人们对于“混乱”的印象，一般来自纷起的革命、“皇帝轮流做”的军阀割据，来自该时代的大事、大人物，而对于社会百态，往往以“疾苦”概而论之。这与中国民间好谈政治而往往忽略社会相似。在一般印象中，政治就是大事、大人物。政治是纲，社会是目，纲举自然目张。所以关注大事、大人物自在情理之中，社会则在此情理中而被忽略。殊不知，社会正是百姓最大的“政治”。当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人事――像车轮一样疯转时，如我一般的百姓，不必在此目不转睛，不妨把视线投放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社会政策上，放在离自己最近的市井生活上。
难以举纲，但可以尽力张目。有时候，目张得足够大、足够多，或许也可以让纲举起。所以社会可以映照政治，也有可能影响政治。当把目光投往民国时的市井百态，就像把目光投往历史中的自己。从中你才可能发现“疾苦”的表现形态，发现“疾苦”之所由来。有时候，甚至会发现，当时的生活中，也有“疾苦”一词所无法涵盖的。这正是专注于“大事”、“大人物”的历史读本所欠缺的，那些读本往往如一种一元论式的教条思想，一个词可以修饰一千年。社会生活细节在其中被淹没，就像一个微生物般不被注意。《广州旧闻》一书违背了“初衷”，却恰好举起了一面历史显微镜，让那些被“省略”的“微生物”一一显影。
广州是研究民国生态者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城市。广州的市井百态，几乎可以看做当时整个中国市井生活的缩影。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广州，南方政权在此逐步巩固并向北开进，历史的车轮在这座城市内转了又转、停了又停。仿佛谁也不知道，身为百越化外之地、华夏陆梁地的广州，为什么忽然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祥地”。想来这自然与广州的“山高皇帝远”有关，与广州跟“外面的世界”毗邻有关，与“向外”、“求新”的思想在此处人的脑海中蔓延有关。他们一旦有了“新”想法，于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发不可收。
“旧闻”其实不旧，它仍是民生之“镜”
人是社会的根本，思想是人的根本。当年，17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失败，路过上海，偶然发现一本《瀛环志略》，眼界遂豁然开朗。这或者是其“大志”的偶然由来，仿佛很有戏剧性。而在那时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与此类“偶然”有关的人数不胜数，包括那些海外留学的学子。偶然中有必然，世间至理。在《广州旧闻》中，或者也可以发现这种“必然”之所在，比如谈孙科、伍朝枢等“为广州播下现代种子的人”一章。
曾有传说称广州的瘦狗岭王气颇盛，于是“打瘦狗岭”成为清朝驻防将军的“例行公事”；再往前，据传秦始皇也曾在广州破坏南方的“王气”。这种源自术士的无稽之谈大可不必当真，王气似乎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此城，它应该在长安、金陵、燕京。一个京城来的名士，感慨“广州也有这么大”是确有其事的。或许到今天，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广州仍与“中原”有相当的距离。这是题外话，且撇在一边。必须承认，广州早已在80年前，就已向人们展示了一番该有的风貌。这种风貌，甚至到今天也仍存有，且勿论好坏。所谓“这些旧闻叫人常读常新”，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旧闻即新闻。时代的步履自然是始终向前，而这个“时代”往往是物化的形态，人心向前与否尚可商榷。这或者正是今天的广州乃至中国所应该思考的。从《广州旧闻》中，我往往会惊诧地发现“今天”的影子。倘若有些“旧闻”冠以“本报讯××记者报道”的字样，把时间换作当下的日期，或许我根本无法辨别出新旧真伪。
如果说《资治通鉴》是帝王通晓治乱的镜子，那么《广州旧闻》式的书籍，则有如市井百姓理解生活、透析社会的镜子。“广州”一词虽有地域性的痕迹，但在当年实有其全国代表性：“旧”字虽然属于已然发生的过去，而具体对照之下实有当下的隐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钱穆先生说，“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走向极端”。这句话实可以倒转来看。返观民国时期的社会民生，以及思想状况，则可知当时大境况之所以然。何谓真相？何以了解真相？《广州旧闻》提供了一个模式、一种方式，当然，不能只是《广州旧闻》一本书而已。（阿斐 /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