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夫是个指挥家，因为一次病毒感染，大脑遭受永久性损伤，患上了健忘症中最可怕的一种：他的记忆变成一个漏洞，所在一切，在他那里，只有7秒钟的存在。7秒过后，他会忘记所有事情。
他认不出儿女，认不出主治医生，不能看书，不能看电影。周而复始，他活在一个又一个七秒的片段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世界的变化与他无关。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说：像死亡。
神奇的是，他依然能阅读乐谱，进行娴熟的演奏；他还认得出妻子黛博拉，每次见到她，都欣喜若狂，以为久别重逢。
因为绝望黛博拉和他离婚，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但最终她意识到，她无法再爱别人，于是回到他的身边。现在，二十二年过去了，在音乐和爱的守护下，克莱夫开始好转。
看着克莱夫。威尔瑞和黛博拉。威尔瑞夫妇，你会以为他们正在为一出戏进行彩排：一遍又一遍，她走进门来，一遍又一遍，克莱夫惊喜地扑上去，叫着“亲爱的”；或者倒在她怀中，发出快乐的呜咽声。
但这不是彩排。所有感情都是真实的。对克莱夫。威尔瑞来说，每次见到妻子都像久别重逢。他不知道黛博拉刚才只是出去洗个手或者倒杯茶，只要她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他就很快把她忘记。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激动的原因：她是与他分别了20年，还是只有两分钟，他一点概念都没有。
事实上，68岁的克莱夫什么都记不住。他不知道怎样走出他所居住的这栋小楼，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也不知道自己刚刚说过什么话。心理学家、精神病科医生芭芭拉。威尔逊说，克莱夫是她所见过的最严重的健忘症患者。
克莱夫。威尔瑞曾是BBC一名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著名的伦敦乐团唱诗班的指挥。但他不知道这些。对于生病之前的生活，他几乎全无印象。他知道自己与黛博拉结了婚，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结的。他知道自己有孩子（与前妻所生），但不知道有几个。如果你说“温斯顿”，他会接着说“丘吉尔”，但他根本不知道“温斯顿。丘吉尔”是何许人也。
健忘症并不罕见，很多人都听说过那些完全忘记过去的失忆者。但克莱夫比他们都要严重，他不仅患有逆行性健忘症―――这意味着他对过去的记忆基本上被删除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他还无法保存新的记忆。准确地说，他只有7秒钟的记忆。他的视觉、听力都完好无缺，但任何知觉和印象都只能停留短短7秒，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如果他真的眨眼了，那么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又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眨眼之前所见景象已经全部忘记。你可以尝试想像那是怎样一种感觉，或许就像一部断断续续的电影：半空的杯子，然后是满杯；香烟突然之间变长了，演员的头发乱蓬蓬的，现在又是整整齐齐的……
克莱夫依然沉浸在与妻子“重逢”的喜悦中。“你真好看，”他热烈地赞美着：“漂亮极了。你身上的一切我都喜欢。我整天都想吻你。”在雨后泥泞的花园里，他抱着她转起了圈，好像身处周末舞会，而她则快活地大笑起来。他们非常登对，甜蜜得像是一对新人。
但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
“我已经死了”
那是1985年，他46岁，她才27岁，两人刚刚结婚一年半。那年的3月29日，克莱夫在BBC录制完节目回家后先是感到头痛，然后突然晕倒，黛博拉火速把他送到附近的圣玛丽医院帕丁顿分院，结果他在那里呆了近七年。
医生说是脑炎，每年都有人患上脑炎，好几种病毒都可以导致这种病。他们说感染克莱夫的是单纯疱疹Ⅰ型病毒，它通常会引起感冒头痛。但是出乎意料，病毒迅速向脑部发展。克莱夫陷入昏迷长达两周之久，还不时抽搐，医生说他只有两成生还机会。
黛博拉担心丈夫会死去。但在大量使用抗生素一周后，他终于醒来，并且开始好转―――在身体上。人们没想到他的脑部有问题。当然，他显得有点过分欢快。他会从衣柜里跳出来，滑着舞步走向院子。但是，人们以为他只是喜欢开玩笑。
后来，一些可怕的迹象渐渐显露。吃西红柿时，他反复不停地往上面倒糖，他把菜单往嘴里塞，刮胡子时不仅刮下巴和两颊，还会刮前额、鼻子和眉毛。车在双车道上正在前进，他会突然打开车门准备下车。
一天，当黛博拉下班后照常去医院看望丈夫时，发现他的脸上一副恐惧的表情。当天晚上他开始哭泣，哭了整整一夜。在接下来的那些天里，他不停地哭。枕头都湿透了，他不停喝水，因为流泪太多。早上还没睁开眼，他的眼泪就开始顺着面颊往下流。晚上他哭着入睡。一个月后他仍然在哭，但不再流泪。
对大多数人来说，眼泪具有某种泻药的功能，哭过之后感觉会好一些。但克莱夫似乎没有这种感受。他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泪水只是不停地往外流。
其间，手足无措的黛博拉反复问丈夫：“亲爱的，到底怎么了？请你告诉我。”很长时间内他都不回答，当他最终开口，只说了一句话：“我完全不能思考。”
医生通过核磁共振扫描找到了答案：他的脑部受到严重损害，其中负责记忆和思考的海马完全被摧毁。他只有极短时记忆，短到只来得及记住一张面孔或一个电话号码，短到只有7秒钟。新的记忆会将前面的记忆覆盖。在正常运作的大脑中，重要信息在被删掉前会被转移到长期记忆中。但在克莱夫大脑中没有这个过程。他的生命仅限于此时和现在，所有记忆随时被永远抹去，就像雪一样很快融化，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医生开始给他打各种各样的镇静剂。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黛博拉用“惊呆”和“不知所措”形容。“我好像掉进了一口深井，在水底挣扎。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不知道出口在哪里。”
乔纳森-米勒1986年为克莱夫拍摄了一部记录片《意识的囚徒》。画面中的克莱夫显出极度的孤独、恐惧和困惑，他强烈意识到事情变得非常怪异和糟糕，他被某种东西以可怕的方式剥夺了任何经验、意识，甚至生活本身。
有一天，黛博拉看见他左手手掌上放着什么东西，并用另一只手不停地盖上又打开，好像他是一位魔术师，在练习如何让东西消失不见的把戏。她走过去，发现那是一块巧克力。他能感觉巧克力放在那儿没动过，但每次拿开右手，他都以为那是一块新的巧克力。
“看！”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巧克力，“是新的！”
“那是同一块巧克力，”黛博拉轻声提醒他。
“不，你看！它变了，和刚才那块不同……”他每隔几秒钟就盖上然后打开，抬起手仔细地瞧。
“看！又不同了！怎么会这样？”
总之，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谜。他总是身处一个陌生的房间，时不时有陌生人走进来，自称是护士，说他在这个房间里已经住了很久。他像生病以前那样玩单人纸牌消遣，但是如果中间他看了一下别的地方，再一低头，就觉得牌的摆法全变了。因此他在纸上特地写道：“有人动了我的牌。”
在他看来，他的生活被一个巨大的阴谋操纵了，他要找出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次又一次，克莱夫发牌，然后把牌的摆法记下来，他甚至发明了一种以为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密码进行记录。但是他又失败了。现在他不仅发现牌被看不见的手动过，还往往会在牌旁边发现一张陌生的纸条，上面像是他的笔迹，但“显然不是”他写的，因为他才“刚刚醒来”。很多次他问黛博拉：“是谁在这样折磨我？
黛博拉给了克莱夫一本日记，她觉得这样可以帮助丈夫抓住过去。克莱夫勤勉地写下每时每刻的活动，但结果跟他妻子设想的完全不同。他的日记完全是由“我是清醒的”或“我有知觉”这样的句子组成的一本流水账，同样的说法每隔几分钟又重复一遍。他会这样写道：“11时45分――我第一次醒来；11时48分，这一次是真的醒了！11时50分――我终于完全醒了！这才是第一次……”紧随其后的是对这些记录的否定：“下午2时10分，我第一次清醒过来，我前面写的那些不算。”接着，这个句子又被划掉，旁边写的是：“我在晚上10：35完全醒了，是这许多许多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清醒过来。”而这句话照样又在后面被划掉了。
多年中这种无奈而可怕的日记积累了几千页，揉皱的纸上写满潦草的字，没有其他任何内容，都是这种满怀期望的声明和否定。
这是克莱夫所面对的迷失和无助的痛苦证明，正如黛博拉在米勒的影片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剧痛。”1990年一个心理医师去探望克莱夫，录下了他所说的一段话：“你能否想像一夜就像五年那么长？没有梦没有醒没有气味没有声音没有图像，什么都没有，就像死了一样。我的结论就是我已经死了。”
两根绳子
他唯一觉得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是黛博拉前来看望他的时候。
从一开始，有两件事实对克莱夫来说特别重要。一是黛博拉，她的存在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
他和她相遇并堕入爱河的那些往事，他都忘记了。他知道自己有孩子，但看到他们已经长得那样高，知道自己已经做了祖父，总是显得很吃惊。2005年最小的儿子爱德蒙到康复中心去探望他时，他还关切地问爱德蒙中学期末考试成绩怎样，那时孩子已经从中学毕业二十多年了。
但是不知何故，他总能认出黛博拉，而且知道她是他的妻子。她在场他就高兴，她不在他就完全迷失了。每当听到她的声音，他都会冲到门边，带着一股绝望的热情。“克莱夫似乎觉得我和他一样，也迷失在时间中了，”黛博拉说：“因此我的归来看上去就像个奇迹。总是在陌生的地方被陌生的人们围绕。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看到我总是令他长出一口气。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独一人，而我仍然关心和爱着他，我依然在那里。我是他的生命。一开始每次他看到我，都会扑过来，倒在我身上，哭着，不肯松开。”
在克莱夫的房间里，钢琴、餐具柜和床头柜上都贴着黛博拉的照片。早上一睁眼，他就能看到她在对着他笑，从而安心地开始一天的生活。
在记忆似乎已被完全摧毁的情况下，他为何能牢牢地记住她？心理学家芭芭拉给出的解释是：记忆分很多种，而情感记忆是最深刻同时也是我们所知最少的一种。他和黛博拉的情感在他脑中铭刻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最严重的健忘症也不能将它根除。
不过，另一位心理学家萨巴克认为，这可能不是一种记忆。因为在最初几年中，如果黛博拉偶然从他身边走过，克莱夫认不出她来。即使是现在，不面对面地看着她，他也无法说出她的模样。他认为，是她的外表，她的声音，她的气味，她和他彼此交往的方式，以及他们之间情感和交流的密度和强度，所有这些，向克莱夫证实了她的身份，还有他自己的身份。
在1986年的纪录片中，黛博拉介绍克莱夫的情形时，曾经提到普鲁斯特关于斯万从深度睡眠中醒来的描述：斯万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他只有最基本的存在感。直到记忆回来，“好像一根绳子从天而降，把我从健忘症的黑暗中拽了出来，而凭我一人之力，是无法逃出那片黑暗的。”这让斯万找回了个人意识和身份。但是对克莱夫来说，没有从天而降的绳子，他永远停留在黑暗之中。
黛博拉就是克莱夫的一根绳子，而她还替他发现了另一根绳子：音乐。
“那时克莱夫还在医院，一片混沌，我非常绝望。”黛博拉回忆说：“有一天，我打开一份乐谱给克莱夫看，并开始唱其中的一段，他指着乐谱跟我一起唱起来。唱了一会，我突然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他依然能看懂乐谱。他在唱歌。他说的话也许乱七八糟，没人能懂，但他的大脑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完好无缺……“当他一点不错地唱到结尾，我抱住他，亲遍了他整张脸……突然之间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共处的地方，一个可以把别人挡在外面的地方。我在他床边放了一堆乐谱，朋友们来探访时又带来了很多乐谱。”
米勒拍摄的纪录片表现了克莱夫音乐能力的完美保存。这些片断是在克莱夫生病后一年左右拍下的，在镜头中，他的脸经常因为痛苦和困惑显得紧张。但他演奏起来却十分娴熟和优雅，他坐在钢琴前，脚踩踏板，双手连弹，该休止时休止，该开始时开始。他仍然可以像一个音乐大师那样指挥，他向合唱团的成员打手势，示意，提示他们，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轮到他们那个声部了。熟悉他的人承认，他的演奏和生病之前一样生动和完整，似乎一点没有被他的健忘症所损害。而且，他不仅知道整个乐曲的构成，各个小节如何连接，还完整保留了指挥的技巧，以及他个人的风格。
这是怎么回事？心理学家萨巴克提到一个名为H.M.的病例，这位先生因为另外一种严重的疾病做了海马摘除手术，结果失去了对以往生活的所有记忆，但他没有丧失任何技能，事实上通过训练和实践，他还可以学会新的技能，虽然他一点都不记得整个学习的过程。
这证明有两种记忆并存，一种是有意识的情景记忆，另一种是无意识的程序记忆，这后一种记忆不会被健忘症所损害。
克莱夫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会刮胡子，会洗澡，会穿衣打扮，而且非常喜欢跳舞。他可以用好几种语言读写，说话很多，词汇量丰富。他精于计算。他会打电话，会冲咖啡，也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如果你问他怎么做这些事，他说不出来，但他能做到。音乐对他来说也是这样，他不能解释如何弹琴，但只要有人把乐谱放在面前，他便可以流畅而完整地弹奏。对他来说，这根从天而降的绳子不是依靠回忆过去、而是依靠动作得来。而它持续的时间就和演奏的时间一样长。音乐带着他从一个乐段走向另外一个乐段。他知道自己在哪里，因为节奏、旋律和曲调都在指示他的位置，他就像坐上了一辆有轨电车。但一旦动作停止，这根绳子就会断掉，而他则再次被扔回健忘症的荒原。
这时他会随心所欲地弹奏，总是同一个旋律，第一个跳进他脑中的旋律。黛博拉说，克莱夫反复弹着同一个调子，从不厌倦，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重复。你不能说他在进行即兴创作，脑中没有储存旧东西的人是谈不上创造什么新作品的。
不想再回答他的问题
在为克莱夫寻医问药的日子里，黛博拉经常遇到和她丈夫一样不幸的人。她记得有一位病人总是随身携带着几个塑料袋子，里面装满了笔记，把每件要做的事都写了下来，但问题是他总是找不到正确的纸条。
另一个名叫彼得的病人也靠纸条过日子。他的房间里贴满了黄色纸条，上面标有序号。每做完一件事，他就按序号揭下另外一张纸条接着做另一件事。他就像一台计算机，在严格执行程序。但对克莱夫而言，纸条没有用。他的记忆过于短暂，在两张纸条中间他就会把前后两件事全忘掉。
因此，在不弹钢琴的时候，克莱夫往往什么都不做，他只是不停地提问题：“我丧失意识多长时间了？五年！听起来好长！我没有感觉。我感觉像是过了很长的一夜，或者死了。”然后，同样的问题又来了：“我丧失意识多长时间了？”
黛博拉不忍心让他自己去琢磨，总是会回答。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克莱夫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急切，到最后就像子弹出膛一样呼啸而来：“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告诉我，多长时间？”
在米勒的纪录片中，导演问黛博拉是否曾经失去控制？“那有什么用呢？”她反问道。
但九年之后，她终于不想再回答他无休无止的问题了。是的，她还爱他。在克莱夫病倒之前，在结婚之前，他们相恋了六年。他到JohnLewis合唱团担任义务指挥时两人相识，那时她在那个合唱团工作。她才21岁，浪漫，理想主义，“我爱上一个艺术家一点都不奇怪，”她说。他比她大20岁，但魅力超凡，性格乐观，做什么事都充满激情，不管是指挥、读书，还是抽烟。在她眼中，他就是一切。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让她十分心动――当然，在他病倒之后想起来会觉得有几分不祥和辛酸――“最美的事物是无法言说的，所以才会有音乐。”
但是突然之间，他病了，这些往事和共同的回忆他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和他一样混乱，他哭的时候我陪着他一起哭泣，”黛博拉承认：“家不复存在。我看着我们一起住过的房间，到处都是悲哀。墙上挂着他没写完的乐谱，还有工作日程。在他生病前，我放弃所有休息时间，一起投身于他的工作。我帮他制订演出计划，帮他修改一些曲子。那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可是才刚刚开始，他就硬生生地被疾病从我身边夺走。我想到他所有的知识都被摧毁了，他25年的研究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这让我难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克莱夫也不是克莱夫了，我的克莱夫不见了。”
但她不能丢开他。她爱他。那时医院不知如何面对克莱夫这样的病例，就把他送到了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被独自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服用大量镇静药物，经常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有时还会暴躁地发作。黛博拉辞去原有工作照料他，并四处奔走，和健忘症患者联合会一起推动建立了一个专门为健忘症患者服务的协会。“我不是天生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黛博拉说：“我天性害羞。我做那些事是迫不得已，是为了克莱夫以及和他一样不幸的人。”
但是痛苦无法回避。局外人很难理解这场病在如何吞噬他的生活，还有她的生活。时间在流逝，但只是对黛博拉而言，对克莱夫来说没有。她从27岁到了30岁，35岁，而他浑然不知。她说，那时她偶尔会想，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能不能有小孩。
她曾经想过一起自杀：开车到海边，向他解释清楚一切，然后一起走向海中。但是她知道他很快就会忘掉她所解释的内容，然后救她或者自救。
因此，在克莱夫患病九年后，黛博拉决定向他告别。“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交给他，但我支持不住了。”她回忆说：“多年来他一直说的就是：我失去知觉多久了？我不想再听这样的问题了。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跟我不相关。”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她帮助克莱夫从医院搬到了一个专门为脑损伤病人而设的康复中心。那里是乡下，环境好，病人也少。护理人员也非常精心，把克莱夫当作一个独特的个体对待，尊重他的智力和才华。他不用再服镇静药，而且似乎很乐意绕着旁边的花园和村庄散步，很享受开阔的视野和新鲜的食物。
而后她和他离了婚，把自己的东西卖了，打点行装，搬到纽约，她不想再生活在英国。
她也开始试着学会忘记。她像少女时代那样过日子，看画展，看戏，逛书店，与艺术家们来往。她还试着交男朋友，和一个名叫乔的男演员过从甚密，他曾经参加过越战。“我不想跟别人结婚，因为我无法抛弃一切。但我想跟别的人住在一起，生几个孩子，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但是她没有做到。她和克莱夫离婚了，躲到千里之外，整整六个月没有去看他。但是两人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改变。她仍然抚养着克莱夫的儿子安东尼，仍然不时和克莱夫通电话。而他每次听到她的声音都非常激动，不停地说：“我一直爱你，永远爱你，亲爱的。”
最后，她回到了他的身边。“你已经在爱一个人了，你怎么还能爱上别的人？我爱克莱夫。好吧。这就是我总是不想跟别人结婚的真正原因。”
记忆没了，灵魂还在
当黛博拉重新出现在克莱夫面前时，她觉得似乎他有所改变。当她进门时，他好像有点犹豫？他没有再哭着扑过来，或者搂着她跳舞，好像是在判断她是否只是离开了两分钟，不过去了一趟厕所。是不是多年的真空生活终于在他脑中留下了某种印记？记忆的回路被堵塞了，但也许并不意味着那里什么都没发生。“我曾经告诉他，他最喜欢的杰弗瑞舅舅去世了。从那以后，克莱夫提起他时再也不使用现在时态。”黛博拉说。与此同时，克莱夫开始像那些知道自己患病的人一样自嘲。“我一定让人很难忍受，”他常说。黛博拉发现他脾气变好，更加善解人意了。
神经学者奥利弗。萨克斯曾经在书中质疑，像克莱夫这样的病例，是不是已经被病毒夺去了灵魂，变成了一个“空荡荡的人”？黛博拉也曾经这样问过，但回到英国之后，她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克莱夫仍然有灵魂。他依然敦厚、大方，用他特有的方式对待世界。“我意识到人不仅仅是大脑和记忆。克莱夫失去了所有记忆，但他还是克莱夫。即便在他状况最糟的时候，他依然对我怀有巨大的爱。什么都被夺走了，但这一点却幸存下来。”
1999年3月的一天，她给一个信基督教的朋友打电话，请她为自己祈祷。“以前我不信教。我给这个朋友打电话时都没有意识到她是基督徒，但那时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心想我为什么在这儿？我正在干什么？我爱这个男人，但我却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也不能和别人生活在一起。但和她通着电话，我感觉力量又回到我身上，我之前被耗干了，但现在生命又回来了。”她说。新找到的信仰帮她接受了自己将永远不会有孩子的事实。2002年的复活节，黛博拉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带着克莱夫去教堂，重新宣读了结婚誓词。克莱夫那天情绪不错，认为场面很盛大。但仪式一结束他立即就把它忘了，回了康复中心，而黛博拉去了她在伦敦附近的住所。
2005年，她写了一本书，《刹那一生》（ForeverTody），记述克莱夫患病后他们共同走过的20年。她说，这本书大部分章节是在床上写成的，“每当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她为他保存的记忆。
黛博拉曾把书给克莱夫看过两次，但他几乎马上就忘了。不久前心理医生萨巴克去看望克莱夫时，手头也带了这本书，他拿给克莱夫看。
“你写了一本书！”他看到作者名字，对着黛博拉赞叹道，“真厉害！祝贺你！全是你一个人写的？天哪！”黛博拉把扉页翻给他看，上面有一行字，“献给克莱夫”。“献给我的？”他激动得拥抱了她。这一幕情景在几分钟内重演了好几遍，每次他都表现出同样的惊喜。
饶舌的家伙
不过，黛博拉认为，克莱夫正在好转。与以前相比，克莱夫已经变得惊人的耐心和安静。他仍会陷入忧郁和沮丧，但是现在比较容易安抚他。护士只需说：“我们是不是该给黛博拉冲一杯咖啡呢？”克莱夫立刻会打起精神，快乐地微笑着说：“多好的主意！你觉得我也能喝一杯吗？”与此同时，他还在缓慢吸取新的知识，比如所居住的房间的格局。现在他可以独自去浴室、餐厅及厨房。车子快到家时，他知道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在替黛博拉准备咖啡时，他也能找到杯子、牛奶和糖放在哪儿。他不能说出它们所在的地方，但能拿到。
他开始讲笑话，只是要足够短，以便他记得开头。情绪好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去电影院或者去餐馆吃饭，而且会很积极地参与谈话。黛博拉说，克莱夫现在变得“无比饶舌”，“他能把驴子的后腿说下来。”有些话题他百谈不厌，如电力、星星、维多利亚女王、词源和语源学。
他们之间常有这样的对话：“他们在火星上发现生命没有呢？”
“还没呢，亲爱的，但是他们认为那上面可能有水……”
“真的吗？太阳不停燃烧，真是令人惊讶不是吗？它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燃料呢？而且它一点都不会变小。它还一动不动。是我们在围着太阳转。它怎么能一直燃烧几百万年呢？而地球的温度还始终一样。这种平衡真是精妙。”
“他们说现在气候变暖了，宝贝。全球变暖。”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污染。我们排放了太多气体，把臭氧层弄了个洞。”
“噢天哪！真是大灾难！”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得癌症了。”
“天啊，人真是蠢啊！你知道人的平均智商只有100吗？太低了，是不是？一百！所以世界乱成这样也不奇怪。”
另外，克莱夫表现出惊人的计算能力和组词能力。他可以像参加世界心算大赛的天才那样，在瞬间说出八的九次方加上六的三次方是多少。路上看到那些字母组成的车牌，他会飞速地把它们的含义重新演绎一下，JCK是JapaneseCleverKid，NKR是NewKingofRussia，而BDH意味着BritishDaftHospital，或者BlessedDutchHospital.几乎是脱口而出，不需要反应时间。
“我们是一个人”
不过，心理学专家并不认为克莱夫身上有根本性改变。萨巴克医生前去探望他时，听克莱夫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在剑桥生活和在乐团工作的情形，他甚至还谈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讲到他和家人躲到防空洞里玩牌或者下棋。他说自己还记得大轰炸：“落在伯明翰的炸弹比落到伦敦的多。”事实上，那时他只有几岁。“我一开始被他的谈话欺骗了，以为在他脑中存有海量记忆。但谈话进行得久一点，你就会发现他的话题常常会重复，他不知道他刚刚说过这件事。他不是在回忆，他只是在叙说自己知道的某件事，照本宣科式的。他天性敦厚，而且努力在逃避迷失，因此设法要把谈话进行下去。”
在餐馆看到酒水单时，克莱夫常常一边翻一边惊叫：“天哪！澳大利亚酒！新西兰酒！这些殖民地现在也出产这些东西了―――真是激动人心！”当萨巴克医生告诉他自己开着一辆混合动力车时，克莱夫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像是刚从科幻小说上读到的情节变成了现实。萨巴克医生和克莱夫谈起英国首相。布朗？没听说过。布莱尔？也没听说过。约翰。梅杰？不知道。玛格丽特。撒切尔？好像有点印象。
与此同时，克莱夫称萨巴克医生为“殿下”，谈话中还会问：“你在白金汉宫呆过？你是首相吗？你从联合国来？”显然，他始终没有记住萨巴克医生的身份。事实上，没有第三人陪同，黛博拉不敢与克莱夫单独出门。几年前他们两人到一家酒店去过圣诞节，黛博拉不得不用桌子和椅子把房门堵起来，以免丈夫半夜走失。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二人世界中。克莱夫没有朋友，因为他谁都认不出来。“我们没法和别人交往，”黛博拉解释说：“偶尔他和我一块去咖啡馆，会对碰到的人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你是首相吗？‘或者’你是英国女王吗？‘因为他觉得那是他清醒过来后遇到的第一个人，所以他猜想他们身份一定很特殊。“
萨巴克医生陪着黛博拉、克莱夫一起去超市，有一会他们俩和黛博拉走散了，克莱夫突然大叫起来：“我现在是有意识的！……我以前从来没看见过人……三十多年没有看到了……我像是死了。”他看上去又生气又悲伤。
“如果克莱夫的记忆有所进展，那也只是一点点，”心理学家芭芭拉。威尔逊说。过去几年中她检查了克莱夫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几周前。“我知道黛博拉对此抱很大希望，但事实没有那么好”。但是克莱夫现在可以进行谈话了？“那对患健忘症的人来说很正常，”芭芭拉。威尔逊说：“他只是紧紧抓住那些他略有所知的话题，这样令他感到安全。这些小知识就像一块块小石头，让他踩在上面，与别人有所沟通，不至于跌入没有意识的深渊。他像强迫症一样需要说话，需要让对话进行下去，因为一停下来，健忘症就出现了，就会把他吞没。不信你可以试着在谈话中几度转换话题，他完全意识不到。”
这种测试对克莱夫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多年来克莱夫在测验中的得分都是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从短暂的有意识存在中能享受到什么样的生活。从克莱夫患病到现在，已经22年过去了。但对他来说，时间一点都没有流逝。你可以说他依然呆在1985年，甚至倒退到了1965年。更准确地说，他没有呆在任何地方，任何年代。他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外，他不再有任何内在的故事。只有当他面对琴键，或者跟黛博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是他自己，才活了过来。克莱夫所需要的或努力要做到的并非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对现在的填充。如今他的记忆仍然在不断“融化”，但现在他似乎对这充满惊喜的生活习惯了。“在音乐中，在对我的爱中，克莱夫才能找到家的感觉，才在那一刻战胜了健忘症，找到了连续性。不是分分秒秒的连续性，也不是基于自身任何记忆的连续性。”黛博拉说：“但是，他找到了属于他的那一份。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黛博拉也找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克莱夫对她的爱非常热烈，但他要求也很低，从不哀求她来看他，当她离开时也不抱怨。“跟他在一起我很幸运，”黛博拉现在说：“我有一个无条件爱着我的丈夫。”黛博拉每周过来和他一起过周末，她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时，他静静地听着，而且他总有话回答她（即使内容非常重复）。过去，在他正常的时候，他可是个工作狂。“音乐对他来说就是一切，他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很高。”黛博拉说：“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可爱的伴侣，对我百依百顺。”“克莱夫经受过痛苦，他现在成熟了。”她开玩笑地说。克莱夫经常对黛博拉说：“我们不是两个人，我们是一个人。”最近，在一次测试中，医生让他说出自己的全名，“克莱夫。戴维。黛博拉。威尔瑞，”他回答道：“真是个奇怪的名字，不知道我爸妈干吗给我取这种名字。”当然，你可以说他记错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一点都没有错。（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