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德万认为,西方学术界应该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抗日战争

　　
　　

　　本书作者方德万（HansJ.vandeVen）教授，荷兰人，先后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哈佛大学（博士），师从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毕业后至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资深讲师、reader、最近升为汉学教授（该教席设立后的第10任，首任为威妥玛）。其主要著作有：《从朋友到同志：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复兴中的中国：蒋介石、战争与国民党》，现在正在从事中国海关的研究。

　　史学界有句名言：“敌对的政治需要敌对的过去。”从这个角度来说，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正是由于决定性地改变了参战的各个政治力量，对于它的论述才出现那么严重的分歧，以致任何一个学者如果试图客观中立地进行研究，首先就必须检证以上立场。

　　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一开篇就先检讨美国最流行的观点，即所谓“史迪威神话”――这一版本过多地把二战期间中国战场令人沮丧的局势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无能和腐败。（编注：关于美国史学界的这一观点，读者可参考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一书，此书2007年8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方德万著作的第一部发，着重反驳了该书的主要论点。）在方德万看来，这一指控忽略了更多深层的内部原因，尤其欠缺一种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待问题的历史观，因而也就没有“理解之同情”――而那正是他准备去做的。

　　最弱的一环

　　从晚清至抗战结束，历届中国政府都经常性地处于三方面的威胁之下：国内的反对、财政上的困窘和外国侵略。这三者经常互相激荡，甚至合力破坏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内政改革或保证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方德万并未直接讨论三者的关系，但他全书的主题之一无疑即在此：日本入侵本身造成中国政府的财政崩溃，也使国内的反对势力更为高涨，其结果是这个二战的战胜国，在胜利时已接近国家破产的边缘。

　　1937年南京陷落后，政府内迁入川。但四川在当时却是一个衰弱的内陆省份。在南京政府的早期规划中，四川本是“最后的防御基地”，但当时的德国顾问看法极悲观，认为在四川实现工业化需要“五十年”。

　　自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已算苦苦支撑，因为全面战争的消耗极大（每月损失5-6万兵力），而此刻沿海关税却几乎全部落入敌伪之手：一方面人力财力消耗剧增，另一面税收剧减一半以上，同时仍被迫把60%-75%的财政开支放在军费上（1927-1936年平均38%），对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局面进行简单的指责是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对此，作者的结论也很鲜明：他反对把原因归结为无能等人为的因素，而更愿意强调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即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当时的中国无力支撑和应对一场现代战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消息传到东京和重庆，两个交战国竟都是一片欢腾：日本人庆贺偷袭成功，而中国人则高兴于自己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美国将加入进来共同反对日本。一个不幸的事实是：的确直到此刻，美国等盟国才开始注意到已进行了四年半的中日战争，而此时中国政府军的精锐却几乎已消耗殆尽，因此美国人的印象始终觉得中国军队战斗力差、作战消极、政治无力――因为他们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残破的中国。

　　问题盟友

　　与对德作战不同，对日作战缺乏协调，美中英俄几乎都是各自为战，唯一的例外也许就是滇缅战场，甚至在这里，战史上也以分歧和争吵著称。

　　二战同盟国中，中国是最弱的一环，且常常遭到苏英领导人的私下嘲笑；即使是唯一重视中国的美国，也并不伴随着对中国力量的尊重。罗斯福总统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前，还曾说：“中国要成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

　　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与门户开放政策同样悠久的另一准则就是：美国不会为中国而战。因此方德万在书中忍不住为中国抱不平：“中国是这样一个盟国：要以最小的代价从那里要求最大的付出。”美国当时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借助中国消耗日本，以尽量减少美军的伤亡，当这一点落空后，就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但美国要求中国改进，手里也没有多少牌可打，几乎唯一的牌就是军援。

　　美国的军援对当时的中国政府的确意义重大，滇缅战役和驼峰航线基本都是着眼于此，然而美国实际上并不指望中国能长期经得起日本的进攻，因此对输送大量作战物资并不十分热心，生怕这些物资一到中国就可能落入日本人手里――之前他们援助苏联时也是同样的心态。对蒋介石来说，作战物资对于推迟国家破产尤为重要，以至于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蒋只要得到军援，且不危及他的权力，就乐于把对日作战推给别人，也根本不在乎作战计划订成什么样。

　　当时美国对蒋政府的态度十分矛盾，舆论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名反政府的记者在署名的专栏文章里攻击政府没援助蒋介石，又在不署名的社论中攻击政府在援蒋上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越到战争后期，似乎中国越来越变成麻烦而非美国力量的组成部分了，它不再成为一个积极因素。

　　以往史学界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需要对此负主要责任，但实际上对这桩以失败告终的婚姻，美国也有责任。从一开始起，美国就没有把中国看成一个对等的盟友，而只是一个帮忙拖住日本的小兄弟。在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对日本一直仅限于口头谴责，也坐视中国以巨大牺牲抵抗了日本四年半，参战后又过高地期望中国――罗斯福对中国力量的看法不是着眼于中国的现状，而是着眼于未来：他想到的不是现实中的那个中国，而是五亿人的潜力。

　　在那个危急的年代，对美国人来说关键是有一个中国的政治力量能有效地采取行动对付日本――犹如对当时英国人来说，到底哪个法国政府合法也无关宏旨。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的个性和戴高乐倒有几分相似：这两人都极固执、不好对付，念念不忘本国的伟大形象，执意使自己成为唯一代表本国的领袖，很容易把别人对他们本人的轻视都看做是对国家尊严、权力和荣誉的轻视。对蒋来说，问题更加现实：如果有别的军事力量采取行动，那么按照军阀时代的传统，军事就将意味着政治力量。蒋的顽固的确推迟了内政改革，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他是在一座起火的房间里。

　　毫不奇怪，从那时直到现在，对于当时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的表现，一直都存在着两极化的看法。犹如那个著名的笑话所说的，对同一个人的表现，到底你是看做“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其间有着很大的差别。重要的是：我们应以理解来代替空洞的指责。 （作者：维舟 /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