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市场的预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家园重建和奥运经济繁荣等原因，市场认为宏观调控的力度会减缓。其次，美元降息已告一段落，而我国负利率现象依然存在，市场认为央行升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第三，国际石油价格高腾、美元指数反弹、外汇储备增加等因素，给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汇率政策——人民币升值——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和必要性。而货币政策对外汇占款型的流动性过剩和成本输入型的通胀问题效果十分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预期汇率政策的实施会更加频繁。

　　但是，央行反而与前几次0.5%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不同，通过一次性就增加1%的幅度。为什么央行此时会做出与市场预期背离的强势做法？

　　首先，外汇占款的严峻程度有增无减，这种流动性过剩问题随时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由成本型通胀输入所造成的中国物价或资产价格膨胀的水平。刚刚公布的5月份PPI数据再次创出8.2%的新高，这已经是PPI连续第五个月刷新纪录，由于PPI对CPI有着稳定的传导机制，我国远期通胀压力不降反升，此时央行对于过剩流动性的恐惧更甚。其次，灾区家园重建的工作产生不可忽视的投资放大效应。

　　此外，在当前美国次贷风波没有平息，亚洲小国(尤其是越南)受到游资冲击的程度在不断加大的形势下，中国不应该贸然开放资本市场，否则可能会使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峻。另外，加快人民币增值的速度，虽然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流动性过剩和成本输入型的通胀问题，但是，从近期越南金融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通过调高本币就能够抵御外部通胀对本国产业增长的负面冲击，尤其是在东亚对外依存型的发展模式约束下，汇率失去了竞争力就将导致出口导向型的主干产业面临衰退的风险。所以，中国选择调高准备金率的数量调整方法，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次优”选择。

　　显然，这种“次优”选择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不及时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深化中国金融业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制度改革，那么，中国经济整体防范外来的冲击(通胀输入、游资投机等)能力，随着实际开放度的增加(即有效资本管理水平下降)会变得越来越弱。

　　事实上，目前就存在以下几个棘手的问题可以佐证：首先是银行的负利率问题。这种金融压抑的状态不尽快解决，随时可能出现投资过热、资产泡沫、灰色市场膨胀的问题。单纯的加息虽然能缓解负利率现象，但是，可能的游资侵入令决策不能贸然加息。

　　其次是价格信号扭曲的问题。由于数量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扼杀了实体经济发展在合法渠道上对资金的真实需求，影响了资源配置在价格机制调整下的效率性。于是，利用灰色渠道进行高成本高风险的投融资会明显增加。受年内第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大盘股IPO重启影响，10日货币市场资金价格暴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7天和14天品种分别上涨166.01点和128.66点。

　　而且，宏调一旦严重挫伤了机构、企业和个人的理性投资行为时，就会增加它们的非理性选择——资金由合法渠道向灰色渠道转移——滋长了灰色市场的膨胀，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最后，政策市的惯性或许会加大。市场主体通过增加自己跟政府的博弈能力来影响政策市的走向，在博弈中，无法直接传递政府的真实意图，这大大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使得利率工具的市场传导机制无法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价格信号作用，这就不得不使相关部门采用数量调整方法和相配套的行政命令式的窗口指导来完成宏观调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