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逐步显现的通胀，不是财政透支和滥发货币造成的，而是货币政策受制于汇率政策的结果。本来，固定汇率在很多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必要宏观纪律约束不失为一种上选之策。但2003年以来中国遇到的新情况，是制造业生产率显著提升和美国经济与美元走软。固定汇率机制迫使央行被动增发了大量基础货币，当过多的货币未被对冲干净，且得不到利率政策遏制时，在中国经济体内就会累积起资产价格飙升与通胀抬头的压力。真正“过热”的不是经济增长，不是投资，也不是个别产业部门，而是货币总量过多。过多的货币在经济体内“漫游”，冲到哪里哪里“热”，去年以来终于冲进CPI。 

　　目前全球包括中国在内，都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这是现实而明智的考虑。但也必须对美国经济和美元在相当时间内就是强不起来做好准备。作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美国的房地产和金融两大部门发生了超越历史经验的严重危机，客观衡量，可能不容易很快扭转。美国经济的长期走势更值得注意，中国要有更全盘的战略考虑。很可能人民币将面临的不仅是对美元升值多少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脱钩与换锚的问题。 

　　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中国也有条件独善其身。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我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都是服务业的机会。中国在能源方面也很有潜力。油价这么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目前有几件事情需要当心，尤其CPI走势还不那么可靠。价格管制下的CPI所揭示的信息不够充分，不能真实反映通胀的情况。CPI冲到历史新高，企业的成本压力非常大，市场也没法对企业有信心。所以，放松货币还是需要慎重。从长远看，假如货币是法定不可兑换的货币，唯一的担保就是政府的信誉，靠货币问题上的制度约束和自律来支撑。迫于短期压力放松货币，对以后会有损害性影响。中国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已经是世界最高的。累积的货币投放一定会对一般物价产生影响，对此不可存有幻想。 

　　中国眼下维持了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还让人担心，真正问题是国民收入的大分配格局。居民家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走低，所以过去保“8”，现在就要保“10”，否则就觉得很紧。经济增长确实在减速，特别是减速分布不平均。过去增长迅猛的地区和行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出口部门的中小企业）这次首当其冲。当前要把增长与通胀压力放到一个盘子里来考虑。为抑止通胀，货币供给从紧，一部分增长速度降下来是合乎逻辑的。要警惕的不是减速，而是减速过快，要给中国这个快速猛跑的经济巨人一个调整适应过程，给特别困难的地区和行业提供必要帮助。 

　　至于通过改革可促进的经济增长，更有巨大的可能性空间。比如减免进口税费，促进更平衡的增长；开放民间金融服务，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调整房地产的供求，改革征地制度，使房地产成为支持内需的一个主导行业；开放粮食出口，用目前国际国内巨大的粮食价差刺激农民生产比用财政补贴要可靠和有力得多；以采矿权公开招标、保护供给能力来扩大中国煤炭供应。 

　　总之，当前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就是货币不要放松。必须坚持，同时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刊于《上海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