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报道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有望在明年结束美国100多年来在全球制造业保持的支配地位，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基地。然而，这一则消息在国内并未引起应有的提振效应。当前中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严峻的寒冬，大量出口企业濒临破产。在此背景下，加速中国经济转型的呼声又起。相关部门已经增调了中小企业信贷额度，并调整了出口退税率，但显然这些不是治本之道。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早已注意到，且意义重大，但至今却任重道远、收效不大。其中原因何在？中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可能是原因之一。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而正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十分甚至“过于”丰富，使得资本回报率一直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此之难。

    由此而来的一个推论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只有在劳动力资源开始变得稀缺时才能实现。毋庸置疑，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的转变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前人们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心不同，现在不少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或将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因为，当廉价劳动力优势消耗殆尽时，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其他的增长源泉，尤其是技术进步来推动。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美国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认为，中国制造业要过15年到20年的时间才能具备转型的条件。因为，只有当中国发展到剩余劳动人口得到充分吸收，同时制造业工资上升到世界水平这样一个阶段，那时中国势必把重点转移到创新、创造方面上去，在产品附加值、服务业以及知识创造方面大显身手。国内也有专家认为，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中国可以无须依赖技术进步就推动经济增长，而在此之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真正变得迫切。

　　这个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笔者在一年前也曾指出应该看到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但问题是，这个转变并不会自然发生。

　　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在上世纪50年代发展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只有当城市工业部门扩张到能够完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工资才会增加，以便能继续吸引到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元经济才会向一元经济转化。这个转变的开始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应该说，刘易斯拐点目前在中国已初露端倪。财政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保留工资，即进城工作的收入必须高于这个收入才行。

　　人口结构发生转变之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逆转的压力，但这是否会逼死企业而不是促进企业顺利转型呢？在当前情况下，恐怕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前者。道理很简单，给定中国制造业当前所处的分工位置，消化成本提升的空间十分有限，一定幅度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对很多产业来说就可能是致命的。

　　人口结构转变与增长方式成功转型之间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进步要能够同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在人口结构转变之后，中国的劳动力是贵了，但变贵了的劳动力要能被世界市场认可就必须具有相应的劳动生产力。这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瓶颈。否则，中国企业可以轻松地将成本负担转移给国外消费者。然而，事实上这样做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加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劳动生产力的必然一步，人力资本形成需要一个周期，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坐等人口结构转变催生技术进步可能过于乐观了。设想一下，假如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突然减少1亿人，中国制造业就能很快顺利转型吗？这种情况在人口红利消失的发达国家尚未实现，在中国这个未富即老的国家就更不可能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城市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仍不容乐观，很多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仅限于中学阶段。基础教育的普及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但可能无法支撑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转型。

　　此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是经济转型的要义所在，而人口结构转变的到来也不会自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前苏联曾经有过辉煌的产出增长记录，但主要是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实现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若干次一次性体制改革而出现跳跃式发展，但既有的改革动能现已释放殆尽。在金融等部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将是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这也需要出台一系列积极的举措。（作者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