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市场化变“危”为“机”的关键，是要正视现实，把救市当作纠错，真正将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救广大投资者上来，这样，中国股市不但不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且也理应成为实现“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的稳定器和推进器。
　　市场化遇到了新问题。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救市，表明美国正在与过度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划清界限”，原来，信誓旦旦的“市场化”，是有选择性的市场化。这对于市场化来说，究竟是“危”还是“机”？

　　其实，简单地认为美国的救市就是放弃市场化，未免天真得太多。美国总统布什近日在出席G20峰会时明确表示，美国采取的救市措施，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否定，不如说是保护。不过，同以前对金融自由主义的放弃监管和过度推崇高杠杆化的金融衍生产品及以市值计价的“公允价值”不同的是，美国把救市的希望“放在改善银行风险管理措施、提高证券会计原则以使它们的‘真实价值’明确化、协调一致各国的会计法律。”换言之，并不是放弃或改革原来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只是有选择性地保护。比如，为了防止金融资产被“市值计价”以破产价格出卖，就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选择以所谓的“真实价值”来表示所谓的“公允价值”，如此等等。

　　布什的现身说法不啻给我们上了一课。市场化既然也就是有选择性的市场化，那么，它的选择标准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

　　美国的救市引起我国一些市场主义人士的担忧。不过，他们不是担心美国的金融危机会不会不可收拾因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反而担心起美国的自由市场会不会终结于这场金融危机。为此，他们苦心孤诣地为自由市场辩护，不顾一切地反对中国救市，更有甚者，甚至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无为而治”，而且还需要前赴后继，让在美国正遭遇失败的“金融创新”到中国来开花结果。

　　市场主义有选择性是不奇怪的，奇怪的只是在有权主张或选择市场主义的那些人说起来，利益不仅是“中性”的，而且随时随地可以戴上维护国家利益、市场整体利益和全体纳税人利益的面具，什么美国和欧洲的救援，是急救金融机构，重新启动金融市场，我们目前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是救市，是托市啦，什么为了救市而搞短期行为，伤害制度之本，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啦，什么不能用全体纳税人的钱为市场的投机者埋单啦，不一而足，纯属自欺欺人。

　　有选择性的市场主义或市场化究竟是什么，口头上说得头头是道的官话套话显然是不足为凭的，要明辨事情的真相，不能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

　　不错，对于我国股市来说，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可以说都是纯种的市场化产物，而且也都具有双向交易机制的功能。可是，为什么一个被说成救市的利器，而一个则被更多地突出了对金融衍生产品负面作用的担忧呢？应该说，这同这两种市场化工具本身功效的优劣并无直接的关系，国际市场上对于两者之间也从来没有应该何先何后之定论。众所周知，我国股市这几年来，股指期货的准备在前，而融资融券则原本瞠乎其后。在股指期货时间表呼之欲出的时候，市场上一度产生不能没有融资融券的感觉，不是没有原因的。相对于当时股指的居高不下来说，市场对做空机制的需要似乎比做多机制还要更迫切。但在指数跌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平衡作用的股指期货反而没有了时间表，而做空的杠杆功能远强于提供做多流动性功能的融资融券却提前摆上了议事日程，岂非咄咄怪事？

　　根据最新消息，美国的新救市政策有可能从偏重于救金融机构转向救消费者。这一重大的变化，与其说是美国总统换马使然，不如说是此前选择性太过倾向于救金融机构的救市所一再遭遇的失败逼出来的。这或者有助于说明，有选择性的市场主义，对于市场化来说，是“危”也是“机”。

　　事实上，市场化未必错在有选择性，但选择的倾向性决定一切。中国股市的市场化变“危”为“机”的关键，同样也需要正视现实，把救市当作纠错，真正将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救广大投资者上来，这样，中国股市不但不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且也理应成为实现“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的稳定器和推进器。反之，如果对救市依然还是缺乏共识，以为无视大小非问题的解决也可以“一稳百好”，那么，无论所谓的市场化“市”得多么有声有色和所谓的制度治市“治”得多起劲，也无非治标不治本。

　　4万亿投资，在某种意义上，不啻给失去了方向的中国股市一个反思的机会。化“危”为“机”，是反思的结果，也是选择的结果。这个机会如果选不准，抓不住，先救经济最终也稳不住股市和救不了股市，到头来拖经济发展之后腿的，必定将是“重融资轻回报”的利益分配不公所造成的市场功能失调、失衡和失灵——这个中国股市的“阿喀琉斯之踵”。